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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发展创造了条件，过去难以利用的土地被开垦出来，并通过深耕细耨等耕作方式得到了改良。同时，水力、风力等自然力也被开发利用，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服务。
“盗马者死，盗牛者加”
“修堤梁、通沟浍、行水潦、安水臧，以时决塞。岁虽凶败水旱，使民有所耘艾”
在《管子》一书中也记有“善为国者，必先除其五害”。“五害”就是水灾、旱灾、风雾雹霜灾、厉灾（瘟疫）和虫灾。在当时，化水害为水利，引水溉田，与水争地，有效地改变了北方农业生产面貌，为农业向更深更广发展创造了条件
秦国大规模兴修郑国渠，建成后“用注填淤之水，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，收皆亩一钟。于是关中为沃野，无凶年，秦以富强，卒并诸侯”。西汉兴修白渠之后，百姓歌道：“田于何所，池阳谷口，郑国在前，白渠后。举臿为云，决渠为雨。泾水一石，其泥数斗，且溉且粪，长我禾黍。衣食京师，亿万之口。
“万乘之国，兵不可以无主，地博大，野不可以无夫，野无夫，则无积蓄”。
民事农则田垦，田垦则粟多，粟多则国富，国富则兵强，兵强则战胜，战胜则地广
他在秦国推行《垦草令》作为变法的序幕。公元前356年开始较为彻底的变法改革，他把培植小农经济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前提，首先“为田开阡陌封疆”，把过去旧的土地制度废除，使土地经营者和农业生产者与土地结合起来，由他们专心致力于农业生产“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，劝民耕农利土，一室无二事”。为了促进并确保小规模土地经营，政府明令解散大家庭，“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，倍其赋”，并“令民父子、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”。而最极端的做法就是他的“农战”政策，把农业生产和英勇作战紧密结合起来，为了奖励农业生产和勇敢作战，规定凡“僇力本业耕织，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”，即免除其徭役负担；凡积极参军、勇猛作战者，则“各以率受上爵”。重视农业和战争，势必抑制并限制各种非农战的经济社会活动，对“事未利及怠而贫者，举以为收孥”。与此同时，广泛招徕三晋无地少地的农民到秦国开荒垦田，政府给予经济扶持并免其三代徭役。
第一，这一时期战争的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争城略地、抢夺人口。土地和人口是进行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，也是各国统治者争霸角逐中最关心的事情。“诸侯之宝三：土地、人民、政事”。争夺土地和人口，就是争夺势力范围。第二，战争使社会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社会各阶层的地位也出现了空前的大调整。旧的等级制度在频繁的战争中日渐摧毁，旧的经济格局也在剧烈的争霸中被超越。战争瓦解了夏商周时期的土地公有制和残存的农村公社组织，使大量的村社成员摆脱旧的经济组织的牢固束缚，得到人身自由。第三，战争使土地占有普遍化，许多人因立军功得到了数量可观的土地，为他们选择新的经营形式提供了可能。这种重新分配土地资源的做法，直接目的虽然是为了鼓励作战英勇无畏，但它却为土地私有化创造了契机。《管子》中曾讲：“良田不在战士，三年而兵弱。”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，战争就是一种“腐蚀剂”，瓦解着旧的社会秩序；战争又是一种“催化剂”，加速了新的社会关系的壮大。
诚如孟子所讲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，可以无饥矣”。
中国文化在地域上扩展的主导方向，始终是朝着南方。由于南方有着特别丰饶的长江流域，它很容易使中国农业文化所依赖的高度集权系统得以实施，所以向南方的扩展几乎没有碰到什么障碍。由于北方在生态上的巨大差异，特别是草原地区缺水，使它只能发展畜牧业，而不能融汇于大河流域的大一统农业文化。中国农业文化在它的环境界线内被证明是极有成效的。一旦出了这个界线，中国农业文化的热力学优势便告失落，其他系统便被证明为更有效益。
发达的农业帝国依赖于传统农业所提供的大量剩余的农产品（主要是粮食）和各种贡赋。农产品不仅关系到人民的生存，而且关系着国家的兴衰。农产品剩余越多，通过贡赋由政府控制的也就越多，国家的实力也就越强。明朝政府尤其重视控制粮食，兴盛时大约每年征收3000万石粮食。明清两朝的经济后盾和财政收入都仰仗南方农业发达地区，每年都要有大量的漕粮和货币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南方运往京师，仅漕粮一项每年就需300-500万石。如果没有如此巨额的农产品为政府控制，专制集权的农业帝国一天也维持不下去。